1991年，已经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岗位上退下来的耿飚，重返半个世纪前战斗过的陕甘宁陇东某县。晚饭后，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声鼎沸，黑压压地来了一群”告状”的老百姓，诉说他们对一些县乡干部的不满，希望耿飚能主持公道。耿飚随后召集省地县的干部作了一次谈话。他不批评、不责备，却给大家讲了一件往事。耿飚说，“50年前，我们385旅在这里驻防时，部队的一个战士犯了严重错误。旅部决定按纪律将该战士枪毙。当我们在操场上准备执行纪律时，来了一大群老百姓替那个战士求情。带头的是受害者的父母，两位老人跪倒在地，紧接着一操场的群众全都跪倒，哭着请求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怎么劝他们也不起来。最后，我们含着泪答应了群众的请求。”讲到这里，耿飚激动地大声问道：“现在，我要问问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犯了事，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全场顿时鸦雀无声。而耿飚，已是双泪纵横。
——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耿飚之问”。这一问，振聋发聩，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回响、长鸣。警醒着我们每一位党员，每一个干部只有心里装着人民，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戴！
耿飚来自于人民。他1909年出生于醴陵市严家冲，从小就见惯了乡亲们在水深火热中挣扎。1916年，耿飚跟着父母逃荒到常宁县水口山矿场。在这里，他更是亲身经历了工人的苦难。11岁那年，他亲眼见到矿场窿内发生了坍方事故，矿局为减少损失，把40多个工人活活封在了窿口里；13岁那年，他当上了敲砂童工，每天摸黑起床赶去上工。工头、师爷们拿着竹篾，觉得哪个童工不顺眼，便没头没脑地抽打一顿，被打的童工疼得满地翻滚，哭爹喊娘。敲砂场里无遮无盖、冬寒夏晒，许多孩子因中暑、感冒，奄奄一息地被大人背回家去，再也没有回来……
正是因为童年时期的这一段苦难经历，十几岁的耿飚便立志救国救民，为人民而斗争。1928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五次反“围剿”，他是“铁军”团团长；长征途中，他是开路先锋；八年抗战，他收复张家口，保卫陕甘宁；解放战争中，他是著名“杨罗耿”兵团的参谋长。他多谋善战，铁骑雄风，打了一次次的恶仗、险仗，所向披靡、屡建奇功。然而，他从不以功自居，他认为自己的胜利全都依赖于人民。他总是说：“是人民，使我们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着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故事。
长征出发前，耿飚患了重度疟疾，发高烧、打寒颤，生命堪忧。上级要他留下养病，可他说自己是指挥员，怎么能留在后方？！他“软磨硬缠”，终于得到批准，带病跟着部队参加战斗。在湖南天堂圩，耿飚遇到一位老郎中。这位老郎中见他忍着病痛还坚持行军打仗，又是惊讶又是敬佩。当天晚上，他请耿飚住到自己的家里，细细地为之切脉配药。耿飚问：“老人家，能不能把病一下子治好?”老郎中哈哈大笑：“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更何况你这是恶性脾寒?” 耿飚诚恳地说：“可哪有时间慢慢治呀，说不定明天就要上阵!”果然，第二天一早，红四团就奉命出发。临行前，老郎中将耿飚拉到一边，悄悄给了他一个药方，说这是他家的祖传秘方，包他药到病除。对民间医生来说，秘方是比生命还重要的，现在他却将它给了一个过路的红军！每每回想此事，耿飚总是感慨无限：我们革命事业的胜利，有着多少人民群众的心血啊！
奔袭道县时，一个老乡告诉耿飚：“道县城南门就是潇水河，河上有一座浮桥，你们去时一定要先夺下这座浮桥……”得了这个重要情报，红四团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袭击手段，夺取了浮桥和城门。
在漳州时，一位贫苦的老阿妈，牵着她年轻媳妇的手，一定要耿飚收下当红军。原来，她的儿子当了红军，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老人家便让媳妇从军，完成儿子未竟的事业。老妈妈说，我相信红军，红军就是我们老百姓的亲人！
……
多么好的群众！多么好的人民啊！耿飚的一生都在心中深情呼唤。无论走到哪里，无论角色怎么转变，无论在多高的职位上工作，他的心里始终装着人民，他的心里时刻记着要为人民谋幸福！他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党员，我，永远是人民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