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醴陵窑”的内涵与外延瓷窑的定名通常以所在地名而称，也有以人名而定，官窑则以主持窑业的官员而名，民窑则以作坊主而名。我们习惯上说的醴陵窑，通常指文献记载的雍正年间开始的青花瓷生产，至清末民初转型，由粗瓷转为细瓷，并创烧出使醴陵赢得瓷城称号的釉下五彩瓷。正如人们说德化窑指明清时期生产的白瓷产品，耀州窑是指宋金元时期耀州以刻划、印花为代表的青瓷产品，龙泉窑是浙江龙泉生产的宋至明时期的厚釉青瓷产品一样，再如长沙窑，人们习惯上指晚唐五代现长沙望城丁字镇彩陶源村所生产的彩瓷窑。但是这些地区瓷器生产并非始于或终于上述时段。以长沙窑为例，目前发现最早的瓷窑已属东汉，产品与岳州窑早期相同，直至唐早中期仍未脱离岳州窑巢臼。长沙窑衰落后，宋代这里兴起烧造湘阴百梅窑风格产品的瓷窑，清代铜官地区窑业还非常兴旺，但是我们通过言长沙窑时并没有将其前后的窑业包括在内。醴陵窑也同样如此，据考古发现，醴陵在宋元时期便兴起大量瓷窑，事实上无论是民间还是陶瓷界说醴陵窑并没有将这部分窑业包括在内，也就是说我们说的醴陵窑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时间上指清代（或许更早）以后，地理上仅指醴陵辖区，主要是以沩山为中心的制瓷区，产品特征上则以釉下五彩为代表的装饰工艺。这样界定，可能有专家指其失之偏颇，我们毕竟不能无视醴陵早期瓷器烧造的历史，并曾兴旺过。为此笔者建议以更上一层位的“醴陵瓷业”冠之，可泛指醴陵各时期瓷业烧造，而具体言某一时期的某个烧造点时，可以更小的地名称之，如宋元时期青瓷窑有碗棚里窑、瓦子坳窑、枫树坪窑等。另一种情况是醴陵窑与台田的关系，民间往往将台田产品纳入醴陵窑的范围。主要是台田与醴陵窑存在明显的传承关系，如果不看款识，有时很难将醴陵与台田产品区分开来。以往对台田窑的生产状况，兴建始末不甚明了，随着一些档案资料的挖掘，其发展轮廓呈现出来。台田窑从创建之始便与醴陵窑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民国四年（1915）长沙星沙第八高级小学主办人曹秩庸、饶运枢在湖南瓷业公司的大力支持下，在长沙星沙县台田塅附设陶瓷试验场，主要生产上等陈列瓷器，由湖南瓷业公司派出各种技术指导。民国十年（1921年）呈准长沙县议会，就洞田第八高小内，附设瓷业学校，并筑试验窑一间，招收学生，分科讲习。两年后由省长公署拨洋一千六百元，将试验场迁至杨泗庙档阁里，更名为”台田瓷业讲习所”，饶运枢担任所长，专业设陶画、窑炉、辘轳、模型四科，每年招生50人，学制为三年。又据《中国实业志•湖南省》记载，民国十七年（1928年）长沙瓷业公司成立，窑厂设在前清制瓷故地的台田九睦塅，位于台田瓷业讲习所的东北，为张辉瓒所创办。同年，醴陵和长沙两地瓷厂先后试制成功低压电瓷、坩埚和蒸发器，是为湖南烧造工业瓷之始。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长沙瓷业公司因资金缺乏而停业。台田窑几乎完全承续了湖南模范窑业工场的生产工艺和风格，许多原湖南瓷业公司的技师如吴寿祺到过这里，所以对台田瓷艺术风格产生影响。台田当时产品多见瓶类陈设瓷和文具，颜料也与湖南模范窑业工场一样，以绿彩为主，也有少量的褐彩、黑彩与红彩。施彩工艺上，以彩下彩绘为主，但较少采用分水工艺。器物款识有“湖南长沙台田瓷业讲习所”、“长沙台田瓷业讲习所”、“台田瓷业讲习所”、“台田出品”等，一般为釉下绿彩、蓝彩，隶书居多，楷书次之，书写较为工整，风格及格式类同醴陵“模范窑业工场”用款。台田生产的釉下五彩瓷器属湖南瓷业公司的同系列产品，产量虽少，但工艺精湛，质量则更胜一筹。除台田外，醴陵窑还对江西萍乡、湖南衡阳界碑窑、洪江窑、石湾窑等也产生了较深影响，其产品都与醴陵窑瓷类似。但是如果将台田出品视为醴陵窑，恐怕也不妥当。历史上也存在因某一窑的特殊工艺，所产瓷器颇受消费者青睐，而为众多瓷窑所仿效的情况，如定窑、钧窑、磁州窑、景德镇青白瓷窑等，陶瓷界将这种情况往往以“窑系”称之以示区分，近年又有学者建议改称“窑类”。
二、早期醴陵瓷业在清末民初醴陵釉下五彩瓷之前，还有制瓷业，并起源很早，可追溯到北宋时期，故可称之为“千年窑火”。宋元时期湖南制瓷史总体情况是北方南下的制瓷工艺，与东来西渐的制瓷工艺在湖南出现交汇，因此呈现出两种不同产品差异较大的瓷窑，这种状况在醴陵得到表现。首先是南宋后景德镇的青白瓷在质量上有长足的精进，形成“器成天下走”的趋势，“江、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也。” 青白瓷生产工艺西传湖南应该是从醴陵入境的，2010年8月湖南省考古研究所为配合浏醴高速公路的建设在醴陵枫林市乡发掘唐家坳窑。窑内还发现开元、太平、淳化、景佑、庆历、熙宁等年号钱币，最晚为建炎通宝。该窑产品有仿龙泉青窑、仿吉州窑黑釉、景德镇青白釉瓷，都属于由东向西传的制瓷工艺，以青白釉瓷为主。产品主要属南宋至元。胎质细白，做工精细，釉色润泽，通过标本比较，有些同时期湖南墓葬出土的原以为是景德镇产品的青白瓷，部分为该窑产品。之后青白瓷工艺继续西传，到了湖南衡东麻园窑耒阳磨形窑、益阳羊舞岭窑等地。从衡东麻园等窑采集了标本看，与醴陵马头村窑可谓是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北方因战火不断，女真、蒙古人南下也迫使中原人的不断南迁，北方制瓷工艺也传至南方，并与当地青瓷、彩瓷继结合，融合而成一些产品釉色杂乱的瓷窑，如湘乡棋梓桥、永州江永、衡山等窑，有酱釉、黑釉、青釉、钧釉等，装饰手法有印花、刻划花、彩绘等。醴陵则有枫树坪窑址、王树下窑址、谭家老屋窑址等。另外就是以沩山为中心的制瓷区，文献记载其制瓷始于雍正七年，但据2009年株洲市与醴陵市联合组成的调查发现其制瓷早于文献 ，首先是生产青花瓷之前，宋元时期这里便开始制瓷，调查发现有宋元时青白瓷窑两处，即钟鼓塘和牛形山窑址。其中东堡乡沩山村钟鼓塘窑产品有仿景德镇青白瓷、仿龙泉青瓷等。再就是调查发现青花瓷生产应早于雍正年间。笔者因时间关系，未来得及对窑区实地考察，但从株洲及醴陵两级文物部门的调查成果可看做一些分析，有些产品应早于雍正年间。从湖南及全国情况看，醴陵窑可能早到明末，在此次的调查中，发现有明代窑址4处，主要有皂荚坡窑址及饭瓢岭窑址，都是明末开始烧造，清沿用。尽管早期青花瓷生产皆为粗瓷，但其规模一度非常可观，光绪年间，全县共有瓷厂达480余家，龙窑200余条，窑工数千人。为后来转型提供有坚实的基础，有基本的销售市场，有大批的熟练工人。
三、时代的新宠清末以后，西方生产自己的瓷器，并采用大机器生产和科学配方，瓷器质量不断精进，无论是生产效率还是产品质量都远超中国，不仅勿需再从中国进口，反而倾销中国，尤其是细瓷，几乎是洋货一统天下。瓷器不再是中国的骄傲，反而成为耻辱。如参加1876年费城世博会的清朝政府官方代表李奎，在《环游地球新录》一书中，就提到当时英、法、德等国生产的瓷器已经超过中国，“初，西国无瓷器，乃自中国访求，回国潜心考究，始得奥妙。今则不让华制，且有过之无不及之势。” 这在1878年在巴黎世博会上便不幸言中，这次博览会是被誉为“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中国早期工业之父”的盛宣怀争取参加的，携带的物品有瓷器、铜器和绸缎等物，除绸缎外，其他几乎物品完璧归赵，瓷器仅卖出一件。在这种背景下，便有振兴实用从国粹开始之说，瓷器成为关注的对象，各地瓷业公司更应运而生。湖南瓷业公司的出现，可谓是洋务运动的产物，也是近代新型企业的代表。19世纪末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等又开始提出实业救国论。湖南是维新运动积极的省份，为全国之先，湖南维新运动的重点是“兴利”、“致富”，熊希龄是代表人物之一。维新运动失败后，被革职并“永不叙用”，几年后在新巡抚赵尔巽的重用下，重新实现“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湖南瓷业公司及湖南瓷业学堂就是其中的一个项目。在这股风的推动下，据统计从民国初年至1931年，20年间全国先后兴办了30多家瓷业公司。瓷业公司也是近代企业雏形，从名称开始，就是外国的移植。“公司”一词的本义为共同管理、共同负责。中文里“公司”一词，最早出现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的清廷官方档案。这种具有近代企业性质的“公司”是洋务运动以后出现的。在湖南瓷业公司创办之前，醴陵也曾设立以销售为主业的公司。光绪末年，土瓷销售旺盛，窑户为摆脱客商对价格的操纵，集资组建了华昌公司，所有产品，先由华昌公司收购，核定价格后，再出售给客商。客商为不失去既得利益，也组建了美南公司，以与华昌公司相抗衡。湖南瓷业公司因是熊希龄考察日本的成果之一，不仅在技术上学日本制瓷新技术，同时也学习日本企业的经营及管理体制。瓷业公司始为官商合办。1904年，熊希龄向清政府申请拨专款，得到慈禧太后支持并拨银12万两；次年春节期间，官立湖南瓷业学堂正式开学，学堂地址选在醴陵城北姜湾的神农殿(现湖南省陶瓷研究所醴陵分公司旁边) ，熊希龄自任瓷业学堂校长，文俊铎任学堂监督，主持瓷业学堂日常工作，并兼教授历史、国文华博，常先任教务长兼中理化教员，沈明熙任庶华物务长兼算术教员。1906年秋，窑场建在学堂边的寨子岭(现湖南省陶瓷研究所生产所在地)。窑炉也采用日本式的。据民国时醴陵县志载，“当湖南瓷业公司开办时，窑炉系日本式，及景德镇帮来县营业，则改用景德式。县人本积年经验，以二者俱有缺点，取其所长，名曰改良窑，一称阶级窑。”正因为醴陵瓷业结合日本、景德镇瓷业之所长，融汇创出一种崭新的瓷器装饰工艺，使醴陵瓷才后来居上，屹立于不败之地。尽管后来公司倒闭停业，但醴陵凭釉下五彩兴起更多的瓷业作坊，使其发展为瓷城，醴陵窑的釉下五彩工艺被认定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釉下五彩瓷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